绿营有哪些特征？满清皇帝的农民工大军
1644年，清军入关后一路凯歌高奏，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域被随之臣服。百余万前明败兵和流寇武装纷纷改换门庭，摇身一变成了清朝麾下的绿营军。这些人为帝国的扩张和稳定立下汗马功劳。
作为仅次于八旗的武装力量，清代绿营军具有三大显著特征：规模大、工作累、薪水低。
清军在入关前后就注意到必须收编前明军队
清朝在17世纪中叶的大举南进战略，既是一次天赐机遇，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举步日艰的大明王朝，与其末代君主崇祯一起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。在前朝的废墟上，新生的农民军政权盘踞北方，残余的旧势力偏安于江南一隅，大体上呈现南北对峙的格局。东亚大陆的权力真空，使清朝的南下有如势如破竹。但骤然扩大的领地，还是让清廷倍感压力。
在清朝前期 很多后来的省份还没有被征服
这种压力主要来满洲本身的自军力不足。努尔哈赤时代发展出来的八旗部队根本不敷使用。同时，如何维护八旗的整治纯洁性以及保持与之挂钩的战斗力，也是需要考量的重大问题。
绿营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建的。投降清朝的前明败兵和农民军武装，构成了清代绿营军早期的主体。这些人的数量多达百余万，且兼有相当的军事经验。加之有奶便是娘的基本原则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现成兵源。之后，才主要由面向内地十八省的征兵组成。
绿营军在一开始以剃头的明军为主
清代绿营的规模通常保持在八旗的数倍以上。康熙时期，百万前朝降兵通过裁老汰弱方式进行了筛选，留下57万余人编入了新建立的绿营。到了嘉庆时期，由于西北和内地边疆的继续开拓，绿营膨胀至66余人，达到了顶峰。虽然在白莲教战争结束后，战斗力下降的绿营军不断遭到裁撤，不过在1874年时仍有43万人在役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迅速中原化的东北亚征服者，很快就学会了玩弄花名册的鬼把戏。上述关于绿营军兵力的统计数据，普遍失真，实际兵力往往少于纸面数量。仅以1758年为例，绿营军账面上有648345人，实际却只有约58万余人，缺额数可以达到60000。
定位和待遇
清代绿营军的定位就是八旗军的辅助部队。
绿营军在部署上可以划分为三大职能：拱卫京畿、行省镇戍和边疆屯垦。粗一看，和八旗军被划分京旗、驻防八旗与戍边八旗的做法类似。但倘使细分两者的工作职责，我们可以发现绿营军所要承担的任务，远比专供作战的八旗要繁杂得多。
分散于全国各地的绿营和驻防八旗，有共同的首要任务：维持地方的安定繁荣，震慑处于萌芽阶段的反叛种子!
话虽如此，但维稳任务重担基本还是由绿营来承担的。绿营一方面要负责侦察这些预备造反的刁民，另一方面要花费心思去进行抓捕。至于什么守陵、下乡催粮拉丁、押解官银、缉私盐、逮偷窥寡妇洗澡的流氓等脏活累活，也是一概归绿营管。
在清代，还有成监制的“工程军团”——河兵。这些河兵也属于绿营军的一种，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和大运河沿岸，作为国家苦力作用。他们既要疏浚河道，又要给漕运船装卸货物，更要扑杀豺狼虎豹之类的四害。与河兵异曲同工的是东南沿海的海防营，这些人名为海防部队，干的却是挖泥修堤的事情。
在安保和苦力功能之下的才是作战任务。由于作为精锐的八旗数量不多，这就使得清朝入关后的历次重大战争，都需要调集绿营军辅助八旗。战争中，使用绿营和八旗的比例，会视地理情况而定。远征西北的准噶尔部，八旗和绿营的比例一般是1:4或1:5。在内地镇压叛乱时，比例偶尔会达到1:10，甚至更多。
在待遇问题上，八旗和绿营也可谓是天差地别。基本工资方面，旗兵一年可以领48两银子+240斗谷物，绿营兵一年才领12两银子+36斗谷物。在行伍晋升方面，清廷自然是优先考虑旗人，绿营出生的将领则完全要看能力和运气。
不可避免的衰败
清朝统治者在彻底中原化前 绿营也保留了一定战斗力
在清朝前期，绿营表现得尚算差强人意。但在1800年以后，就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。
绿营的这种兴衰过程，在古代东亚世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。帝国的官僚系统好比一台马车上的轮轴，会受使用时间的磨损。然后一点点的生锈和脱落，进而影响到支撑整架马车运行的“车轮”--军事机器。
在清朝前期，东北亚征服者在继承前明官僚系统的同时，还能保持自己的武力本色。所以绿营这一军事机器并未显露多少弊端。
到了加速中原化进程的嘉庆皇帝时期，帝国的官僚系统开始显得臃肿低效。生锈的官僚系统对绿营的破坏性影响，就从不能有效发放薪酬开始。依前文所言，绿营士兵的薪水是非常微薄的，仅能勉力养活一家老小。但清朝又在中期受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影响，四口之家的生活成本上升至每年50两。士兵依靠基本工资，完全没有办法养家糊口。
除了通货膨胀外，绿营士兵在经济上受到第二大打击便是各级克扣。这种克扣也有两种，第一种是政府允许的合法克扣。第二种克扣是督抚和地方高级将领互相勾结的产物，简称喝兵血。尽管喝兵血的行径是人所共知的秘密，但清廷在很大程度上也对这种行为采取漠视的态度。结果，导致战时需要发放高昂的行装银，让绿营士兵去临时购买武器装备。
在双重经济打击下，绿营士兵只能另觅生计。以广东沿海绿营为例，沿海绿营大都善于经商。他们将朝廷发放的武器连同过往缴获的舰艇火炮，租赁给出洋的商民和海盗牟利。缉私没收的烟土财货则多有扣留，再通过中间商暗中转销到内地。这种商业活动，经常以营为单位进行的。在经商之余，他们也会敲诈地方百姓和外地官员。比如来自江苏的水师提督关天培，曾一次就损失了数百洋元。
忙于其他活计的绿营士兵，渐渐疏远了军事训练。武器装备的租赁，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武力衰退。不要说是面对兵强马壮的西方武装，就连成规模的反叛力量都无力扑灭。
所以，嘉庆皇帝以后的历代清朝统治者，都不遗余力的裁撤绿营，代之以地方团练为核心的勇军。但庞大的地方绿营数量，很难被小修小补的改良所迅速解决。尾大不掉的绿营，也就在浑浑噩噩之中，又参与了清末的很多对外战争。尽管作用不大，很少留下记载，但每次出场都意味着重大军事灾难。
一直到20世纪初，清朝才终于下决心淘汰掉绿营兵制度。从中筛选的青壮兵丁，被组成了北洋新军之下的20多万巡防营部队。在清朝灭亡后，这些“转世”的绿营后裔，也就摇身一变为民国各军阀麾下的力量。众多前情时期就有的“光荣传统”，被一直保留到几十年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