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三代名臣的削藩之路，谁最有本事？
西汉自开国以来，诸侯王势力过大，一直是影响中央集权的主要隐患。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，曾以谋反等罪名清除了七大异性诸侯王中的六个，并大封刘姓诸侯王。但同姓诸侯王叛乱事件仍时有发生，为此，汉文帝、汉景帝、汉武帝三代帝王在位期间，都曾进行过“削藩”，意图削弱诸侯王势力，加强中央集权。
文、景、武三帝削藩的背后，各有一位出谋划策、颇有名气的重要谋臣：汉文帝时的贾谊、汉景帝时的晁错、汉武帝时的主父偃。
西汉三代力主削藩的谋臣，都对诸侯王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，并提出了削藩策略，也深受当朝皇帝重视和赏识。但从过程和结果看，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之路并不顺利：贾谊生前削藩无果，最后郁郁而逝;晁错削藩引发“七国之乱”，被景帝下令腰斩于市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削藩半途而废。而主父偃却不费一兵一卒，帮助汉武帝顺利完成了削藩，解决了困扰西汉多年来的一大难题。
三位名臣的削藩目标基本一致：通过削减诸侯王的封地，减弱其势力，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。但为什么只有主父偃能成功?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和三位谋臣的削藩策略，不难看出，和贾谊、晁错相比，主父偃的削藩策略确实技高一筹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分析一下贾谊、晁错的削藩策略及失败原因，就会找到答案。
一、贾谊：自相矛盾，生不逢时，空有抱负难施展
贾谊对诸侯王国土过大、权力过高对中央政府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。因此给文帝上疏《陈政事疏》(《治安策》)，详细分析削藩的必要性和措施，明确指出，诸侯王叛乱不在于他们与皇帝的关系疏远还是亲近，“故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”(《汉史》)，并提出“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(《资治通鉴》)的观点，即，想长治久安，就要多建诸侯国，削弱他们的势力，将他们的土地分割，分封给其子孙，子孙少的，就先分割后空置，等有了子孙后再封给他们。 而且，一寸土地、一个人口，皇帝也不占他们的，只是为了天下安定才这么做。
贾谊的削藩理由很充足，方法看起来也很简单，即：分国而治——多建立诸侯国，将大的诸侯国，分割成若干小国，封给他们的子孙，这样，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小，势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弱，以后就便于治理，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。
但文帝却并没有马上推行，致使贾谊的削藩策略在其生前并未见到成效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得不到文帝支持、自身性格弱点及削藩策略自相矛盾。
一是政治原因。文帝即位前，一直做代王，并不是太子。吕后死后，朝臣诛除吕氏家族，迎立文帝即位，但并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，当时刘氏子孙对此多有不服者，文帝的政权并不稳固。此时削藩，势必会引起动乱，影响并不稳固的皇位。所以当时文帝的治国重心是以稳定统治、巩固皇位为主。
二是性格原因。贾谊少年得志，又有才华，很想有一番作为，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深受文帝赏识，但却引起了周勃、灌婴等一些功臣权贵的妒忌。而他又不注意缓和与重臣权贵的关系，有些改革措施，如他提出的“列侯就国制度”(封侯的功臣列侯离京到自己的封国居住)则直接损害了功臣列侯的利益，所以他们就联合向文帝诋毁贾谊，说他“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(《汉书》)，影响稳定。
文帝此前长期在代地做藩王，即位初期还没有在朝廷内培植起自己的政治势力，根基较浅，只能倚重重臣权贵。两相比较，只好在重臣权贵的压力下，将贾谊贬离京城，后郁郁而逝，其削藩建议自然也就受到影响。
三是削藩政策不够完善，甚至自相矛盾。如，他既强调“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”，诸侯王叛乱不分亲疏;又建议实行“以亲制疏”，扩大血缘关系近的诸侯王的势力，用以制约关系疏远的诸侯王。如梁怀王死后无子，封国应该撤销，但他却建议立刘武为梁王，并扩大梁国封地。
文帝采纳了贾谊这一建议，在后来的“七国之乱”中，刘武虽然为平定叛军做出了贡献，但其势力却越来越大，骄横跋扈，甚至争夺皇位、滥杀大臣，几乎酿成祸乱。
二、晁错：激化矛盾，措施强硬，出师未捷身先死
晁错是景帝时期的宠臣，也是西汉第二位极力主张削藩的大臣。早在景帝做太子时，身为太子家令的他就深受景帝宠信，并多次向文帝和时任太子的景帝提出削藩建议，但文帝皆未采纳。
景帝即位后，深知诸侯王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影响，因此很快提拔主张削藩的晁错做了内史、御史大夫。景帝对晁错极其宠信，晁错权势日重，景帝二年即提出了《削藩策》，明确指出“今削之亦反，,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祸小;不削之，其反迟，祸大。”(《汉书》)——削藩越早，祸害越小;削藩越晚，祸害越大。
晁错的削藩得到了景帝的大力支持，景帝和晁错很快就抓住诸侯王的过错，下令削去了赵王、胶西王、楚王的几个郡、县。
初战告捷，景帝和晁错又直接下令削掉吴王的两个郡。这种强硬的削藩手段，直接激发了朝廷和部分诸侯王的矛盾冲突，几天后，以吴王、楚王为首的七个诸侯国，以“诛晁错，清君侧”为名，联合反叛，从而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“七国之乱”。
为尽快平息叛乱，情急之下，景帝听取了旧臣袁盎的意见，将晁错腰斩，但叛军并没有因此退兵，最后只好派周亚夫为大将，倾全国之力，苦战三个月，才将叛乱平息。
晁错和贾谊一样，认识到了诸侯势力过大对中央政权的影响，但他过于强硬的削藩手段，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，反而激化了朝廷和地方诸侯国的矛盾，使双方的矛盾隐患公开化，引发了一场自西汉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内乱。
虽然景帝在平息叛乱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诸侯王国的势力，但诸侯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影响隐患并没彻底解决，晁错作为削藩的最大策划者也落了个功败身亡的结局。
三、主父偃：转移矛盾，顺势而为，一举多得策略高
困扰文、景两代帝王的诸侯国尾大不掉问题，到了汉武帝时代，因为一个人的出现，而被顺利化解——此人就是主父偃。
主父偃出身贫寒，早年曾在燕、赵、中山等国游学，但一直不受待见。不过，多年的游学经历，使他对诸侯国的情况了如指掌，这也为他以后帮助汉武帝顺利削藩打下了基础。
后来，主父偃直接上书汉武帝，敞谈对时政的看法，当天就被召见，汉武帝感叹与其相见甚晚，并在一年之中四次升迁，成为汉武帝极为器重的谋臣。“书奏天子，天子召见三人，谓曰：‘公等皆安在?何相见之晚也!’于是上乃拜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为郎中。(偃)数见，上疏言事。一岁中四迁偃。”(《史记》)
公元前127年，主父偃上书《推恩令》，建议朝廷下令，让各诸侯王推行恩德，将过去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和封地的权利，扩大到全部诸侯子弟，将各诸侯子弟封为侯，并和嫡长子一样享受土地分封。
这样，各诸侯国给子弟施行了恩德，子弟们得到了封地，也体现了皇上的仁义政德，皆大欢喜，而诸侯国的土地经过分封后，势力就越来越小。“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。彼人人喜得所愿，上以德施，实分其国，不削而稍弱矣。”(《史记》)汉武帝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，在全国推出推恩令。
看起来，推恩令与文帝时贾谊的“分国而治”策略——“众建诸侯而弱其力”并无区别。但实际上，主父偃的推恩令比贾谊的“分国而治”策略要高明得多：
一是“国”与“侯”的区别。贾谊的分国削藩，是将诸侯王的大国分解为多个小国，分给子孙，但分得土地的子孙，其身份仍为诸侯国王，政治地位甚至高于当时中央直属管理的“郡”，仍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，朝廷并没有增加直接管辖范围。
而推恩令则明确将诸侯子弟封为“侯”，在当时体制下，“侯”国隶属于“郡”，地位与县相当，“郡”受朝廷直接管理，这就相当于减少了诸侯国的管辖面积，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区域。
二是“浅”与“深”的区别。贾谊的分国而治策略，主要是削减诸侯国的土地，属于“浅”层次的削藩，没有触及到各诸侯国深层次的政治、经济管理体制，分封后的小国仍拥有官员任免、制定税收政策等政治、经济权力。
而实施推恩令后，诸侯子弟分封为侯，侯国归郡管理，其官员任免、税收财政等权力都受朝廷直接管理，这又从经济上削弱了诸侯国势力，而增强了朝廷的管控能力和经济势力。
三是“难”与“易”的区别。无论是贾谊的分国而治，还是晁错的强制削藩，都是朝廷主动发起的削减诸侯土地行为，极容易引发矛盾冲突，如何把握好节奏尺度，难度较大，晁错削藩引发“七国之乱”的悲剧已经证明了这点。
而推恩令是以诸侯王推行恩德的名义进行分封，受益最大的是原先得不到爵位和封地的众多诸侯国子孙，这样就巧妙地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，转移到了诸侯国内部。面对翘首以待的家族子孙，诸侯国不得不主动分地封侯，大大减少了推恩令的实施难度。
当然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之所以能顺利实施，并彻底解决诸侯国势力过大问题，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。比如，经过文景二帝的削藩，到武帝时，诸侯国的势力已有所削弱，客观上为推恩令的实施创造了条件;为配合推恩令，汉武帝还先后推出了《附益之法》、统一货币铸造、盐铁专卖等法令法规，从政治、经济等方面加强对诸侯国的制约，促进了削藩政策的高效推进。
但从文、景、武三朝三位名臣制定的削藩策略来看，主父偃的推恩令，无疑技高一筹，是设计最巧妙、实施最容易、效果最彻底的成功之策。
